专访:中国在人道援助领域发挥着积极影响力——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马尔迪尼******
新华社日内瓦2月3日电 专访:中国在人道援助领域发挥着积极影响力——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马尔迪尼
新华社记者陈斌杰 玛蒂娜·福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罗伯特·马尔迪尼日前在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发挥着积极影响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与中国和中国红十字会进一步加深合作。
马尔迪尼说,中国关注人道主义事务,在全球多边舞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倡导的理念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日前在日内瓦签署合作备忘录,就双方未来五年的合作方向达成一致。
他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政府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智库以及学术界通过多种平台和机制,就全球公共卫生、人道主义卫生行动等问题一直保持着对话与合作。
根据1月27日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人道领域的合作,促进人道外交,在国际人道法、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经验,并促进人道主义知识在青年中的普及。
马尔迪尼表示,中国在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等方面均有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次发声呼吁保护平民和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国于2020年正式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充分表明中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他指出,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这一机制,支持非洲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和非洲承诺在气候变化、健康、和平与安全领域开展工作,这些重点领域也契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优先事项。
马尔迪尼说,当前,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一些地区的人民饱受战乱、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冲击,国际社会尚未给予足够关注。他呼吁国际社会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共同加大努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旨在为受冲突和武装暴力影响的人提供援助,并积极推广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新华网)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